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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小镇第二部似水水流年(四)

 



      学校离家仅一河之隔,所以我没有在学校餐宿,于是因为每天跑通宿,我便学会了划渡船。
 
 
      放学回家,时间尚早,我常会在那乡村小巷里信步转悠。小巷里鹅卵石铺就的小路,竹篱笆上簇拥的喇叭花,泥土或石块砌就的院墙,小院柴门上的锁只是象征性地挂在门上而从来不锁的。知道有人路过,院里的狗和鹅鸭会一起欢叫起来。这种朴素简单却富有人情味的生存状态,在物质文明日益丰富的今天却似乎变得越来越奢侈而稀有了。
      一天,我路过一家敞开的房门口,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排房子竟然没有院墙。无意间我的眼睛被屋里桌子上的一张照片吸引住了。那照片是装在一个立在桌子上的小像框里的,照片里的人平头,眉眼间露出一股英武之气,着一件将军呢的长外套,显然是一张国军军官的戎装照。
      屋里的人正坐在一张藤椅上,手捧一本线装书,似乎超越时空般在与古人交谈,忘记了自己不过是红尘中芸芸众生中普通的一员。
 
 
      我冒昧的轻轻叫了一声:“老先生,好雅兴,是读的史记还是左传呢?”
      那人抬起头来,年纪大约五十开外,一看正是照片中的人,只是相比之下长了二十来岁。他微笑着把书合拢来,指着封面的书名说:“是袁枚的随园诗话,怎么,年轻人。你也对这些故纸旧文感兴趣?”
      我说:“是的,这些书艺拿在手里就一股浓浓的书香,可惜现在书店里根本没有这类书卖。听母亲说,我们家原来书挺多的,土改时全部烧了,真是太可惜了。”
      老人惊异地问:“你父亲是谁?住在哪里?”
      听了我的回答,老人面上露出以外的喜悦:“原来出自书香世家,怪不得出言不俗,你祖父还是我多年的至交呢。这本书你喜欢就拿去看吧,我也不过是闲来无事,偶尔翻翻而已。”
      几天后,我把书还给老人,知道了老人名叫唐宏钜,我想起了路边有一塚修葺讲究的坟墓,碑上刻的祀男就是这个名字,逝者是他的父亲唐暝阶,听说是有功名的。墓碑上的对联很富人生哲理:“欲寻福地全凭心地,若问前人且看后人。”
      那一天他兴致很好,主动向 我讲起了他的一段往事。
      唐老年轻时正逢乱世,和许多读书人一样他投笔从戎,报考了长沙讲武堂,毕业后从军唐生智部下,因战绩卓越,不几年便擢升团长,在一次抗击日寇的战斗中,不慎被包了饺子,几乎全军覆灭,一时无法与主力部队联系,只好四处打听。终于有消息说师长正在江西召集旧部 ,于是准备筹到路费后即刻前往。
      一日,正在街头闲逛,随着一声熟悉的乡音一人从身后拍了一下他的肩膀,回头一看竟让他喜出望外,原来他乡遇故知,那人竟是他的老乡,且是从小要好的至交,同是乡绅子弟的杨学卓,原来就听说他在常德师范读书,本想去面访的,不想竟然在大街上碰到了。
      杨学卓二话不说,把唐宏钜带到临江的一个小饭馆,要了一间雅静的包间,叫了几样小菜,边吃边聊。当他听说唐的部队已经打散了,便问他作何打算。唐说师长正在江西召集失散的部下,正准备前往,无奈囊中羞涩,路费还无着落。
      杨学卓爽慨地说:“这点小事,你怎么不早来找我?你在这稍等片刻,我去去就来。”
      不到一刻,杨学卓带来一个小包交给唐宏钜:“这是壹佰元大洋,大概够了吗?”
      唐宏钜高兴地说:“够了够了,等我回部队,诸事妥帖后,再给你寄来。”
      杨学卓说:“兄弟之间,这点小事还值得还吗?何况你下次来也许不一定能见到我呢。”
      两个月后,唐宏钜的部队开往湘北,路过常德,他便带了两个卫兵,去常德师范找杨学卓,谁知传达室的老头告诉他这个人一星期前已失踪,说着让他看传达室墙上的学生名牌,拿下一个覆着的小竹牌,翻过来给他看,果然是杨学卓的名字。
      唐宏钜只好无果而归,想来杨学卓很可能和几个同学投奔北方去了,幸好今天自己是穿着这身老虎皮来的,要不然还说不定还会惹出什么麻烦来呢。
      许多年以后才知道,杨学卓果然去了延安,五零年回湖南,任省民政厅厅长,此时土改工作队已进驻他的家乡。他写了一封信给当地政府,言及对家中作为开明绅士的父亲在土改中能按政策处理,谁知他的父亲在当地政府还未收到这封信的前两天已被处决了。
 
(网络配图)
      就如粟裕一样,因为无罪的胞兄在土改中被地方政府处决而终生再没回过家乡一样,杨学卓从学生时代离家出走投身革命,一直没有回过家,直到一九七九年去世,家属才给当地政府发来一个简短的唁电,希望当地政府能有人去参加追悼会,当地政府认为杨学卓一直没与家乡联系,不必要去参加追悼会,只是礼节性的回了一封电报。
      唐宏钜无意久留军界,四九年上半年便脱离部队,解甲归田,只望守着几亩薄田,耕读持家。谁知政权更替,他被戴上了地主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,被剥夺政治权利,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。偶而为乡民代写书信,春节时则为乡民代写春联,聊补家用。一九六五年,社教运动期间自缢身亡。
 
 
      学校离家仅一河之隔,所以我没有在学校餐宿,于是因为每天跑通宿,我便学会了划渡船。
 
 
      放学回家,时间尚早,我常会在那乡村小巷里信步转悠。小巷里鹅卵石铺就的小路,竹篱笆上簇拥的喇叭花,泥土或石块砌就的院墙,小院柴门上的锁只是象征性地挂在门上而从来不锁的。知道有人路过,院里的狗和鹅鸭会一起欢叫起来。这种朴素简单却富有人情味的生存状态,在物质文明日益丰富的今天却似乎变得越来越奢侈而稀有了。
      一天,我路过一家敞开的房门口,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排房子竟然没有院墙。无意间我的眼睛被屋里桌子上的一张照片吸引住了。那照片是装在一个立在桌子上的小像框里的,照片里的人平头,眉眼间露出一股英武之气,着一件将军呢的长外套,显然是一张国军军官的戎装照。
      屋里的人正坐在一张藤椅上,手捧一本线装书,似乎超越时空般在与古人交谈,忘记了自己不过是红尘中芸芸众生中普通的一员。
 
 
      我冒昧的轻轻叫了一声:“老先生,好雅兴,是读的史记还是左传呢?”
      那人抬起头来,年纪大约五十开外,一看正是照片中的人,只是相比之下长了二十来岁。他微笑着把书合拢来,指着封面的书名说:“是袁枚的随园诗话,怎么,年轻人。你也对这些故纸旧文感兴趣?”
      我说:“是的,这些书艺拿在手里就一股浓浓的书香,可惜现在书店里根本没有这类书卖。听母亲说,我们家原来书挺多的,土改时全部烧了,真是太可惜了。”
      老人惊异地问:“你父亲是谁?住在哪里?”
      听了我的回答,老人面上露出以外的喜悦:“原来出自书香世家,怪不得出言不俗,你祖父还是我多年的至交呢。这本书你喜欢就拿去看吧,我也不过是闲来无事,偶尔翻翻而已。”
      几天后,我把书还给老人,知道了老人名叫唐宏钜,我想起了路边有一塚修葺讲究的坟墓,碑上刻的祀男就是这个名字,逝者是他的父亲唐暝阶,听说是有功名的。墓碑上的对联很富人生哲理:“欲寻福地全凭心地,若问前人且看后人。”
      那一天他兴致很好,主动向 我讲起了他的一段往事。
      唐老年轻时正逢乱世,和许多读书人一样他投笔从戎,报考了长沙讲武堂,毕业后从军唐生智部下,因战绩卓越,不几年便擢升团长,在一次抗击日寇的战斗中,不慎被包了饺子,几乎全军覆灭,一时无法与主力部队联系,只好四处打听。终于有消息说师长正在江西召集旧部 ,于是准备筹到路费后即刻前往。
      一日,正在街头闲逛,随着一声熟悉的乡音一人从身后拍了一下他的肩膀,回头一看竟让他喜出望外,原来他乡遇故知,那人竟是他的老乡,且是从小要好的至交,同是乡绅子弟的杨学卓,原来就听说他在常德师范读书,本想去面访的,不想竟然在大街上碰到了。
      杨学卓二话不说,把唐宏钜带到临江的一个小饭馆,要了一间雅静的包间,叫了几样小菜,边吃边聊。当他听说唐的部队已经打散了,便问他作何打算。唐说师长正在江西召集失散的部下,正准备前往,无奈囊中羞涩,路费还无着落。
      杨学卓爽慨地说:“这点小事,你怎么不早来找我?你在这稍等片刻,我去去就来。”
      不到一刻,杨学卓带来一个小包交给唐宏钜:“这是壹佰元大洋,大概够了吗?”
      唐宏钜高兴地说:“够了够了,等我回部队,诸事妥帖后,再给你寄来。”
      杨学卓说:“兄弟之间,这点小事还值得还吗?何况你下次来也许不一定能见到我呢。”
      两个月后,唐宏钜的部队开往湘北,路过常德,他便带了两个卫兵,去常德师范找杨学卓,谁知传达室的老头告诉他这个人一星期前已失踪,说着让他看传达室墙上的学生名牌,拿下一个覆着的小竹牌,翻过来给他看,果然是杨学卓的名字。
      唐宏钜只好无果而归,想来杨学卓很可能和几个同学投奔北方去了,幸好今天自己是穿着这身老虎皮来的,要不然还说不定还会惹出什么麻烦来呢。
      许多年以后才知道,杨学卓果然去了延安,五零年回湖南,任省民政厅厅长,此时土改工作队已进驻他的家乡。他写了一封信给当地政府,言及对家中作为开明绅士的父亲在土改中能按政策处理,谁知他的父亲在当地政府还未收到这封信的前两天已被处决了。
 
(网络配图)
      就如粟裕一样,因为无罪的胞兄在土改中被地方政府处决而终生再没回过家乡一样,杨学卓从学生时代离家出走投身革命,一直没有回过家,直到一九七九年去世,家属才给当地政府发来一个简短的唁电,希望当地政府能有人去参加追悼会,当地政府认为杨学卓一直没与家乡联系,不必要去参加追悼会,只是礼节性的回了一封电报。
      唐宏钜无意久留军界,四九年上半年便脱离部队,解甲归田,只望守着几亩薄田,耕读持家。谁知政权更替,他被戴上了地主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,被剥夺政治权利,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。偶而为乡民代写书信,春节时则为乡民代写春联,聊补家用。一九六五年,社教运动期间自缢身亡。
      学校离家仅一河之隔,所以我没有在学校餐宿,于是因为每天跑通宿,我便学会了划渡船。
 
 
      放学回家,时间尚早,我常会在那乡村小巷里信步转悠。小巷里鹅卵石铺就的小路,竹篱笆上簇拥的喇叭花,泥土或石块砌就的院墙,小院柴门上的锁只是象征性地挂在门上而从来不锁的。知道有人路过,院里的狗和鹅鸭会一起欢叫起来。这种朴素简单却富有人情味的生存状态,在物质文明日益丰富的今天却似乎变得越来越奢侈而稀有了。
      一天,我路过一家敞开的房门口,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排房子竟然没有院墙。无意间我的眼睛被屋里桌子上的一张照片吸引住了。那照片是装在一个立在桌子上的小像框里的,照片里的人平头,眉眼间露出一股英武之气,着一件将军呢的长外套,显然是一张国军军官的戎装照。
      屋里的人正坐在一张藤椅上,手捧一本线装书,似乎超越时空般在与古人交谈,忘记了自己不过是红尘中芸芸众生中普通的一员。
 
 
      我冒昧的轻轻叫了一声:“老先生,好雅兴,是读的史记还是左传呢?”
      那人抬起头来,年纪大约五十开外,一看正是照片中的人,只是相比之下长了二十来岁。他微笑着把书合拢来,指着封面的书名说:“是袁枚的随园诗话,怎么,年轻人。你也对这些故纸旧文感兴趣?”
      我说:“是的,这些书艺拿在手里就一股浓浓的书香,可惜现在书店里根本没有这类书卖。听母亲说,我们家原来书挺多的,土改时全部烧了,真是太可惜了。”
      老人惊异地问:“你父亲是谁?住在哪里?”
      听了我的回答,老人面上露出以外的喜悦:“原来出自书香世家,怪不得出言不俗,你祖父还是我多年的至交呢。这本书你喜欢就拿去看吧,我也不过是闲来无事,偶尔翻翻而已。”
      几天后,我把书还给老人,知道了老人名叫唐宏钜,我想起了路边有一塚修葺讲究的坟墓,碑上刻的祀男就是这个名字,逝者是他的父亲唐暝阶,听说是有功名的。墓碑上的对联很富人生哲理:“欲寻福地全凭心地,若问前人且看后人。”
      那一天他兴致很好,主动向 我讲起了他的一段往事。
      唐老年轻时正逢乱世,和许多读书人一样他投笔从戎,报考了长沙讲武堂,毕业后从军唐生智部下,因战绩卓越,不几年便擢升团长,在一次抗击日寇的战斗中,不慎被包了饺子,几乎全军覆灭,一时无法与主力部队联系,只好四处打听。终于有消息说师长正在江西召集旧部 ,于是准备筹到路费后即刻前往。
      一日,正在街头闲逛,随着一声熟悉的乡音一人从身后拍了一下他的肩膀,回头一看竟让他喜出望外,原来他乡遇故知,那人竟是他的老乡,且是从小要好的至交,同是乡绅子弟的杨学卓,原来就听说他在常德师范读书,本想去面访的,不想竟然在大街上碰到了。
      杨学卓二话不说,把唐宏钜带到临江的一个小饭馆,要了一间雅静的包间,叫了几样小菜,边吃边聊。当他听说唐的部队已经打散了,便问他作何打算。唐说师长正在江西召集失散的部下,正准备前往,无奈囊中羞涩,路费还无着落。
      杨学卓爽慨地说:“这点小事,你怎么不早来找我?你在这稍等片刻,我去去就来。”
      不到一刻,杨学卓带来一个小包交给唐宏钜:“这是壹佰元大洋,大概够了吗?”
      唐宏钜高兴地说:“够了够了,等我回部队,诸事妥帖后,再给你寄来。”
      杨学卓说:“兄弟之间,这点小事还值得还吗?何况你下次来也许不一定能见到我呢。”
      两个月后,唐宏钜的部队开往湘北,路过常德,他便带了两个卫兵,去常德师范找杨学卓,谁知传达室的老头告诉他这个人一星期前已失踪,说着让他看传达室墙上的学生名牌,拿下一个覆着的小竹牌,翻过来给他看,果然是杨学卓的名字。
      唐宏钜只好无果而归,想来杨学卓很可能和几个同学投奔北方去了,幸好今天自己是穿着这身老虎皮来的,要不然还说不定还会惹出什么麻烦来呢。
      许多年以后才知道,杨学卓果然去了延安,五零年回湖南,任省民政厅厅长,此时土改工作队已进驻他的家乡。他写了一封信给当地政府,言及对家中作为开明绅士的父亲在土改中能按政策处理,谁知他的父亲在当地政府还未收到这封信的前两天已被处决了。
 
(网络配图)
      就如粟裕一样,因为无罪的胞兄在土改中被地方政府处决而终生再没回过家乡一样,杨学卓从学生时代离家出走投身革命,一直没有回过家,直到一九七九年去世,家属才给当地政府发来一个简短的唁电,希望当地政府能有人去参加追悼会,当地政府认为杨学卓一直没与家乡联系,不必要去参加追悼会,只是礼节性的回了一封电报。
      唐宏钜无意久留军界,四九年上半年便脱离部队,解甲归田,只望守着几亩薄田,耕读持家。谁知政权更替,他被戴上了地主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,被剥夺政治权利,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。偶而为乡民代写书信,春节时则为乡民代写春联,聊补家用。一九六五年,社教运动期间自缢身亡。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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